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莎

汉藏佛教的相互交流将是未来世界佛教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方面，更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说过，汉藏佛学研究这一课题，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几乎处于空白。在此背景下，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研究整合到一起，将汉藏佛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举，有望成为中国佛学界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突破口。

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宗性法师

我们应该在国际背景下重新审视汉藏佛学，两者交流的管道是多个且双向的，平等互通，互鉴互学。

中华文明西兴东渐，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是滋养、滋长的关系，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经典互补性强，但都面临现代化和化现代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汉传佛教界鼓励大家真正去了解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而不能够采取关门主义或有抵制情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双方的交流。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全柏音

我曾经在北京换过不同的地方住，最早是在什刹海，什刹海后边就是宝华寺。后来我搬到了西华寺前，常常想这个寺跟藏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元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四个建筑，我们都没有充分表现，其实这些就是汉藏佛教交流的典型象征。

我们在京城找什么？藏传佛教的喇嘛们要去看看北海公园的大白塔，那是喇嘛塔，至今供奉着藏传佛教的护神像，据史料记载，它是清代的护法神之一，应该把它写进汉藏佛教交流史里。

到明代，朱元璋在南京举行大型的超度，画了一个长卷，这长卷现在就保存在西藏历史博物馆里，这也是汉藏民族宗教文化交流最深度、最典型的一个象征。

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受到的影响是多元的。你看金城公主入藏的时候，要把四书五经典籍带去；再看吐蕃文献，在藏族的文化里演绎孔子的故事。

在布达拉宫的门上、窗雕上，有八仙过海的图案；在罗布林卡的窗雕上，有道教的图案。看了以后我很吃惊，后来一想，这就是汉藏佛教、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

我已经做了10年汉藏佛学的研究，一直在倡导建立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学科。10年来有一些成果，但一直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理想。

加强汉藏佛教这个学科的构建或者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认同、为我们构建一个汉藏共同认同的中华民族非常有意义。

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尹邦志

汉藏佛教是同理同源的。但现在我接触的修行者，对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导致他们在修行方面产生很多的障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佛教徒，认为藏传佛教比汉传佛教更好。其实这是种误解，是对佛法的误解，也是对自己修行的一大障碍。

佛教是弥补或消除民族隔阂的沟通工具，是民族交往过程中的第三方语言。只是我们经常把佛教的功能看反了，认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把两个民族隔开了而不是连接起来。

历史上，汉传佛教在祖国的统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正因为藏族认为汉族也是有国家信仰的，才建成了现代化的中国。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圣凯

汉藏交流史，是一个历史的积累，这个积累让我们对今天的汉藏交流产生了信心，历史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的智慧，在可行性方面，历史提供了一个最大的经验保证。

以前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佛教的中国化。今天讲佛教中国化，我们回到中国的语境里看，汉藏佛学的交流交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就是在促进我们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起作用。

希望我们这么多大学、研究机构，佛教界的、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在中央社院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获得一个互相联系和沟通的机制，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扎实，也是得到所有人去共同支持和发展。

中央社院怎样为汉藏佛学交流提供平台？

据中央社院副院长袁莎介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还有一块牌子，叫“中华文化学院”，它是唯一的中央级的文化学院。两块牌子决定了它的教培定位，就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共识教育和中华文化的文化共识教育。

从去年秋季开学以来，中华文化学院把宗教人士的培训纳入了培训计划，创造性地开展了以“10个讲清楚”为核心的文化共识教育，面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经济、新社会阶层等10大重点群体讲清楚中华文化，因群施教，注重实效，旨在使不同群体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子，形成一种超越特定宗教、民族、地域的文化共识底线：对内认同以“大一统”为要义的中华文化，对外认同以中西文明互鉴互融而成的人类共同价值，进而由文化认同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最终达成政治认同。

袁莎介绍，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和不断完善，中华文化学院的文化共识教育改革成效已经显现，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按照今年中央社院的教学计划，仅中央社院自主培训的宗教班次就有11个（已经完成8期），共计1200人，这在社院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